毛升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不笑不成世界


毛升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不笑不成世界

毛升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不笑不成世界

毛升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不笑不成世界

李孝悌曾发现,义和拳乱之后,为了开启一般无知“愚夫愚妇”的智慧,白话报纸大量出现,故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开始于1901年。为达启蒙一般人之效,精英们放下身段,在报刊内容的通俗上下足功夫,这无疑给了喜剧绝好的机会。吴趼人曾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壮词不如谐语”,寓意好笑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为将笑话从中国传统上纯粹只为娱乐提升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吴趼人提出“笑话小说”一词,试图利用小说当时的威望,将笑话与其连接,以达改造时风的最佳成效。同时,1905年科举的废除,使得文人断了学而优则仕的念头,开始依赖小报媒体谋生,写笑话是一种职业。《大不敬》一书指出,从晚清到民国,一股笑话潮长盛不衰,“笑话”一词取代传统上常用的“笑言”“笑谈”“解颐”等词汇,被广泛使用。如晚清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所谓“笑话小说”,以笑话贯穿了整部小说。民国的报刊上充斥笑话,副刊、专栏中笑话既是卖点,亦为补白的好材料。如果说晚清的笑话主要是趣事轶闻,那么民国的笑话则主要是文人编写的、类型化的笑话书。雷勤风指出,即使在民国早期,中国的笑话潮已经属于了全球现象的一部分。通商口岸西方人出版发行的英文幽默报刊、留学生从海外带回的外文笑话书都在深刻影响、改变着中国文人对笑话的理解和创作。同时,中国自己的笑话书也广传海外。

《笑之城:性与讽刺在十八世纪的伦敦》
笑为先
笑话、游戏、骂人和滑稽以其“不敬”,逐渐激起了人们的厌恶、鄙视、焦虑甚至是恐惧。这种不安的情绪和反对的姿态逐渐汇成一股舆论,催成了1930年代的幽默。“幽默”是林语堂对英文“humor”一词的翻译,在他的努力下,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开始改变之前笑的各种形式的粗鄙。林语堂通过《论语》半月刊杂志,将这种讲究“同情”“有理”“从容”的“幽默”加以推广,并试图说服中国人,幽默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学影响了多位作家,影响力持续了至少十年,并引发文学界的讨论:什么是幽默?孔子幽默吗?中国需要幽默吗?需要怎样的幽默?如何从幽默的角度,重新评价、发掘中国的传统文化?“幽默”理念在当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申报》上有人提出,对文学家来说,1933年不是“宪政年”,不是“国货年”,不是其他,而是一个“幽默年”。
雷勤风通过对笑史的梳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晚清民国社会氛围除了悲情,还有“不敬”。但作者似乎过于强调了“笑”颠覆、破坏的一面,却忽略了其维持既有社会规范(social code)的另一面。毕竟玩笑可以挑战某些社会规范,但还是要遵守、甚至强化其他的规范,否则产生的效果不是笑,而是尴尬。通过解读《笑林广记》中与性有关的笑话,黄克武认为,这些笑话尽管挑战了社会禁忌,但却强化了男性中心的性观念。笑话所开启的有限言说空间,也只是适度纾解了礼教对情欲的压抑,从而更好地维系现实秩序的运作。因此,笑话只是起了社会“安全阀”(safety valve)的作用,而不是彻底颠覆秩序。那么,在二十世纪前四十年,笑在揶揄社会规则的同时,又如何维持了那个社会的规则,使得那个社会仍然还是一个“敬重的时代”?林语堂鼓吹的“幽默”,是社会规范的力量在起作用,还是文学领域的某种内在理路?当时的人们又是如何消费、解读笑的文化产品?读者与作者的笑点一样吗?基于社会地位、文化水准、政治立场、经济能力等的不同,人们对笑有不同品味,当时的中国是否形成了不同的笑的圈子或情感社区(emotion community)?这些圈子或社区各有什么特点?如何互动?

笑疾

毛升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不笑不成世界

当时的游戏不只是玩文字、图像,也有“游戏场”。中外商人基于各种目的,出资建造游乐场所,供国人游乐。当时到上海必须白相的地方,就是大老板黄楚久为推销自己的药品,打造的“大世界”。对黄老板,游戏是最好的促销手段。在游戏场,国人既可在脚踏车等当时新奇的机械上找到乐趣,亦可以看变戏法、听相声、观杂技、唱京戏。照哈哈镜是当时一个极其独特的体验,扭曲成或细长或矮胖的身体,常让人捧腹不已 。如果说哈哈镜是现代化“游戏”中新技术的标志,那么其他的视觉技术,比如照相技术也给时人以极大的游戏空间。当时流行的“分身像”,即将两张照片按照蒙太奇手法结合为一张,曾带给无数人愉悦与惊喜。新技术使游戏有了新的玩法,也使得游戏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文明化的力量。
大世界
听说,二十世纪头四十年的中国很不正经。街头、茶馆、书房尽是傻笑、玩笑、嘲笑、窃笑、捧腹大笑。报纸、杂志上充斥喧闹、嘲弄、轻薄、粗话、荒谬、恶作剧。文人们在真诚地胡闹,放肆地捣蛋,打破规矩,反抗权威,嘲笑顽固,亵渎神圣,追求乐子。这是雷勤风所描述的清季民国的文化世界,极度开放,充满实验色彩。一言以蔽之,那是一个“大不敬的年代”。
徐卓呆与汪优游导演、主演的电影《怪医生》(1926)
《笑之城》除了要写一部英国的幽默滑稽史,更意在刻画乔治王后期英国的社会心态。当贵族们在酒馆里传阅画着女人大屁股的讽刺画,并高声谈笑,作者想告诉我们,一种对待性、名人、讽刺的新的态度正在英国社会产生,而这些放肆的举止又如何为道德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可能性。《大不敬》亦有此描摹社会心态的意图,通过呈现二十世纪前四十年中国人的笑,作者意在重构在现代化所造成的阵痛中,有的中国人如何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方式,不仅熬过去,还能从中找出点乐子?
笑的材料扩充之后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庞杂的材料条理化?传统处理幽默文学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雷勤风则以关键词来整理材料,并列出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五个关键词:笑话、游戏、笑骂、滑稽和幽默。这五种喜剧形式共时性地并存,有交叉,且互相影响。作者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历史断代法,以笑为中心,由游戏、滑稽、幽默等喜剧形式的变化作为划分的标准。除了学界普遍接受的那一个以重大政治事件与政权更迭为标准的近代史分期外,作者认为新笑史也要突出“十九世纪晚期小报媒体的兴起和1930年代以幽默促进中国文明进展的努力”(45页)。这些事件似乎不具备明显的政治重要性,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如何笑。因此,雷勤风笔下的新笑史开始于小报媒体的兴起,终结于1933年这一所谓“幽默年”。作者认为“幽默年”之后,中国人的笑开始走上了不同的路径,这将是他要写的续集,从1930年代谈到1950年代,所谓“新中国”的幽默。
笑一笑,十年少。李贞德却发现,传统中国医学以气为本的身体观,对喜怒哀乐都不以为然。笑被认为是“亡精费气的活动”,甚至“喜则气缓”。多笑不仅无益,倒是病症。在一个危机深重的时代,笑似乎也是一种社会问题,常为人诟病。雷勤风揭示,晚清和民国的作家对“笑”态度矛盾,既享受其所带来的快感,亦担心其不良的社会影响。搞笑的艺术家,无论以何种形式搞笑,都需要去回答:“笑”这种艺术形式如何回应中国所面对的苦难?周作人认为,笑话简单地分为两类,挖苦与猥亵。他亦认为能引起人笑的理由,常常是不道德的,比如老百姓相信“力即是理”,无论手段是否正当,只要能赢即可。他们总是崇拜英雄,对失败者没有同情,习惯加以取笑。这一“大不敬”的风气,有益于世道民心吗?同时,将苦难、眼泪、鲜血“一笑置之”, 仿佛阿Q说“儿子打老子”,固然可以逃避现实,甚至找到乐子,但能救国吗?这种道德困境始终贯穿着晚清民国的笑史,使得那个时代不仅有泪,有笑,也有焦虑。
《论语》插图:《小学教科书大倾销》
五大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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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卓呆:《笑话三千》